点亮惊涛骇浪中的灯塔-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建军的毛..

2017-07-20 16:30:06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夏远生      浏览次数：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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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布面油画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开拓之初。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真可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胜利在望，到一败涂地，只是瞬间之变，倒在血泊中的共产党人何止万千。

    毛泽东笔调生动、意志坚定地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浴火重生，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丽的篇章。

    一、提出伟大的“上山”思想

    毛泽东1938年5月4日在延安抗大演讲，谈到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时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可是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内插，我们就只好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以前插在井冈山，插在雪山、昆仑山，现在插在清凉山。”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指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对湖南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大屠杀。郭亮、林蔚、柳直荀坚持领导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开展反击。十万农军攻打长沙，功败垂成。

    6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讲所，召集逃到武汉的两百多湖南同志开会，强调说：“大家应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当时聆听毛泽东指示的李维汉、郭亮、蔡协民、何坤、袁任远等人，都感到明确了斗争方向，看到了革命前途，坚定了革命信心。蔡协民深受鼓舞，当场写了一首诗《风雨武昌谒毛润之》：

    窗前风雨骤，云密压天低。

    鄂北狂飙起，洞庭野火稀。

    策杖唯图国，横戈哪顾妻。

    风华邀热血，识君恨晚唏。

    毛泽东称赞这首诗写得有气魄。他建议蔡协民、何坤两人改个名字，说：你们俩已经成了被反动派通缉的“共匪头子”，为了安全起见，改改名字。

    蔡协民说：我的名字就不改了，就是要以“协民”二字，纪念农民协会的斗争，表示与人民同生息、协助农民谋生存权利。毛泽东听后便说：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干脆改名长工，做一个革命的长工。何坤当即表示：长工，协民，我们一起为人民打天下、做长工吧！

    既然要上山下湖干革命，就要抛家舍业出生入死。何长工、蔡协民后来都跟着毛泽东上山，成为井冈山英雄，名垂史册。

    许多有胆有识的共产党人，努力寻找革命出路。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这个意见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蔡和森曾解释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

    从紧迫形势看，湖南地位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6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要求各县工农武装迅速集中，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保存工农武装，不行就“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作为党和革命的一条出路，被毛泽东反复地提了出来。

    在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同时，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的行动方向提出批评，说“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八七会议之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心中早有主意，回答得很干脆：“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湖南省委也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

    在秋收起义受到严重挫折后的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率直地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主张，从而改变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暴动计划，走上了井冈山革命的道路。

    当时，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讥笑说：“你们毛泽东住在井冈山顶,特委住在山腰,区委住在山角，刮风下雨首先知道，晓得什么世界形势，谈什么革命？”历史证明，毛泽东上山，不仅晓得世界形势，而且搞成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源起的“山沟”，就是井冈山，就是湘赣边界的广大山区乡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其艰难开拓，始于井冈山。

    “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这是朱德总司令的深切体会。周恩来也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

    二、唤醒共产党人的旗帜意识

    虽然说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直到1927年，这个还在幼年时期摸索的党，仍然没有正式树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毛泽东早就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到了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共产党的旗帜意识，必须在国民党大屠杀的枪炮声中彻底唤醒。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身上，落到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的生死关头。

    唤醒旗帜意识，首先是举党旗——高举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镰刀斧头，是毛泽东高举头顶的指路明灯。“旗号镰刀斧头”，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作为革命的号召、引导的红旗、指路的明灯。

    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湖南省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作出了“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C.P名义来号召”“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的正确决断。毛泽东关于“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主张深入人心，为大家所接受。

    毛泽东为秋收起义部队书写过军旗上的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表扬第三团全体指战员作战勇敢。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峥嵘岁月，仍然情不自禁，赞叹：“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在中国革命的大转折关头，举什么样的旗帜，是摆在全党面前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毛泽东毅然决断，率先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彻底决裂，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革命，初步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当时当地的中国实际、湖南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是毛泽东对于落实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领导权的一大贡献，为中国革命从逆境和失败中开拓奋进解决了一大难题。

    制作物质形式上的一面新旗帜很重要，而在全新内涵的旗帜上注入共产党人的血脉和基因更重要。“旗号镰刀斧头”，犹如迷雾中看到太阳，航海时望见灯塔。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才是秋收起义与向井冈山进军的唯一正确的旗帜。镰刀斧头，从此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光辉旗帜，成为点亮在党和人民军队心头的不灭明灯，也成为毛泽东领袖群伦、指挥雄师、百战不殆的无敌宝剑。

    唤醒旗帜意识，第二是举军旗——高举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工农革命，是毛泽东心中的不熄星火。秋收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第四军，它作为全国红军的源头和龙头，肇始之功不可没。

    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在毛泽东心中由来已久。秋收起义前夕，各路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交代要制作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央红星代表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说明工农革命军不同于国民革命军。何长工后来说：“秋收起义打出的工农革命军军旗，与南昌起义打出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无独有偶。7月底，受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提出在湘南以汝城为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政权。在中央军事部和毛泽东指导下建立的活动在湘南汝城一带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举行起义，成立汝城县苏维埃政府，同样举起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后来汇入了井冈山斗争的洪流。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同黄公略发出过由衷的赞叹：“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呐喊“军叫工农革命”，突出展现了毛泽东创建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真正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壮志豪情，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为工农打天下、为人民谋幸福的剑胆诗心。

    1964年10月，毛泽东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台上演唱《秋收起义歌》时，毛泽东手扶下巴，神情凝重，注视舞台，倾听歌声，战争情景似乎重现：“拿起武器闹革命，工友农友真英雄，秋收起义成了功，一杆大旗满地红。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哎，红色政权扎下万年根！革命永远向前进！向前进！”

    唤醒旗帜意识，第三是举农旗——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

    农旗，就是农会的犁头旗，土地革命之旗，分田分地之旗。毛泽东多年潜心致力于工农革命，非常了解民众和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对于“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感同身受，体会深刻。只有“农民个个同仇”，才有“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强调：“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同时，“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这就是一种辩证的思维、全面的观点、统战的方略。

    1927年春去秋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变中，毛泽东也从“农民运动的王”，转变为“土地革命的王”“武装斗争的王”。

    毛泽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八七会议的精神，结合湖南的具体实际，确定秋收起义的中心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秋收起义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工农兵专政的革命政权；秋收起义必须要有军事力量同农民力量的结合，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

    伟大的旗帜意识，决定了伟大的创新实践。毛泽东说过：“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鲜红旗帜立起来了，星星之火才可以燎原。

    三、确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

    在中国共产党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十年里，建党——建军——建国，体现了革命历史发生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可以说，建党与建军密不可分。没有建党建军，建国也无从谈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58个早期党员中，只有毛泽东一人有过辛亥从军当兵的经历。但是，建党初期，共产党没有能够独立建军。毛泽东在论述工农红军的起源时讲过一段著名的话:“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最早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具有决定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22名会议代表中，参会的湘籍革命家7人，占三分之一。他们为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行历史性的转变，作出了杰出的群体贡献。

    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率先请缨打起中国共产党的红旗，迅速领导了秋收起义，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和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长沙城北的沈家大屋，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1927年8月18日—30日，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确定的新策略，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计划。

    毛泽东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第二，暴动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第三，土地问题。第四，暴动的区域问题。

    在秋收起义的进程中，毛泽东再三强调：“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

    习近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历史贡献，是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创造的。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三湾改编和水口会议。

    三湾改编是1927年9月30日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村进行的。三湾改编，确定在部队各级设立共产党组织和党代表，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在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毛泽东回忆说：“秋收起义那一天，铜鼓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天气灰蒙蒙的，后来还下了雨。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部队只有700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几百人，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倍。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编了干部队伍，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了起来。如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把党代表制落实到连队，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沿井冈山边缘开展游击活动中，加紧建党建军的一系列工作，落实三湾改编的精神。

    转战井冈山的战斗中，部队状况十分狼狈。当时担任连队党代表的罗荣桓回忆说：大家又饥又渴，无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毛泽东站起身来，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罗荣桓的珍贵回忆，印证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看齐”意识，始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井冈进军之中。

    10月1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虽然三湾改编就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由于行军打仗，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加上从文家市到水口，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原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擅自离队，一排士兵在排长煽动下集体逃走，毛泽东感到自上而下建立党的核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尤为迫切。到水口后，他便召集团、营、连党代表开会，研究连队建党工作，根据各连党代表提名，决定批准几个表现好且坚决要求入党的士兵入党。

    10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水口叶家祠亲自主持了陈士榘、赖毅、刘炎、欧阳健、李恒、鄢辉等6个士兵的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仪式。会场墙上挂着写有“CCP”的红布。毛泽东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6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他指示各营、连党代表抓紧物色、培养入党对象，在士兵中发展党员，迅速建立连队党支部。

    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为人民军队最早的七个连队党代表之一。罗荣桓亲身参与了毛泽东在酃县水口发展士兵党员、把支部建在连上的伟大实践。几天后，在特务连发展8名新党员时，他也请毛泽东出席入党宣誓仪式并讲话。1956年他曾评价说：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把支部建在连上，“意义是伟大的”“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毛泽东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共产党要领导武装起义，要创建红军，建立一支“支部建在连上”、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党对军队的“善于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具体的体现，是唯一的途径。毛泽东倡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也创造了“党指挥枪”的理论，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提出和实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深入具体的政治领导。

    从八七会议作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军事斗争“定理”；到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讲话，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定心”；到开辟井冈山道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定向”；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定型”，一系列伟大的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指引着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

    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开拓之初。浴火重生，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丽的篇章。

    四、率先领导伟大的革命战争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大节点。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事变，风云变幻数不清。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


“我们的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同凡响，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具有开创性意义，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开始了新探索。

    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毛泽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穿长衫、握笔杆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军事、领兵打仗，统帅从此诞生，逐步成为一个用革命的“两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

    1933年7月30日，毛泽东应邀出席纪念“八一”晚会，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965年5月，秋收起义“三十八年过去”，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毛泽东讲起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毛泽东后来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一个范例，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国际共运史上有一个故事。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到21世纪初，美国新闻界评选古今十大军事家，毛泽东以“中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中国备受尊敬，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条件，作为东方民族唯一代表而入选世界十大军事家。正如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写：“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勇于创造一条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路，独辟蹊径，谱写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篇章。英国人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在其《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评价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过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毛泽东平生的战争处女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建军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可以说，中国革命真正上了路。脚踏实地，步伐很实，步调很齐，脚印很深。习近平评价说：“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那“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和高超的演绎。

    五、引兵井冈演绎战略转折艺术

    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湖南实施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三次战略转兵。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文家市转兵，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的通道转兵，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而富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

    引兵井冈——从文家市转兵，艰难转战湘赣边，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平生指挥军事转兵、领导战略转折的第一次实战演练，体现了化危为机、因势利导、闯出生路的卓越胆略和高超艺术。

    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毛泽东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0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家市转兵，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没有一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创新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到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之举钦佩不已。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探索土地革命新规律、开辟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对初创时期相对弱小的革命军队而言，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文家市转兵，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创新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和开拓创新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人瞿秋白就充分肯定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指出：“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开始改变唯书、唯上和一言堂的党内陈风陋习，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党内生活健康有效运行的辩证法。转兵，虽然在军事上需要当机立断，但在决策过程中坚持了会议讨论、民主争议、多数定夺的原则，避免了独断专行。与文家市转兵共同载入史册的不仅是军事转变行动，还有秋收起义文家市前委会议的民主典范，而且在整个引兵井冈过程中坚持下来。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军寻路落脚的过程中，不断运用前委会议的民主决策形式，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又照顾了引兵井冈、井冈建军的实际情况。

    当然，争论归争论、执行归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枪林弹雨和风云变幻中艰难确立起来。转兵，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转兵前，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些高中级指挥员，强烈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名曰执行中央指示，实际上是不愿到山区乡村开展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原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前委真正放在眼里。到文家市后，他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重的态度越加明显，针对毛泽东布置的进军路线十分不满地说：“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尽管师、团军事指挥员有异议，但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委的正确决断，保证了党的正确领导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38年过去后。1965年5月21日，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转兵永远在路上。1927年这一年，毛泽东一直在走。考察农运在湖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回湖南当了十天省委书记，又回武汉参加中央会议。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央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赶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板仓走到长沙，从安源走到铜鼓，穿插一个张坊遇险，不是他跛着脚走得快，那还麻烦了。之后，他又从铜鼓走到上坪，从浏阳走上井冈山。后来毛泽东感叹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1927年的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败与抉择中不停地走，一直在路上。走就是探索，走就是开路，走就是创造。

    六、奠定务实创新的革命精神

    秋收起义井冈建军的伟大创举，为党和人民军队奠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核心是伟大的务实创新精神。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精神，不仅是中国革命战争转败为胜的指导方针，也是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基本遵循。

    几十年过后，毛泽东“忆往昔”最多的，还是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这是他心中难以忘怀的情结。

    毛泽东和参加秋收起义的同志在延安合影时，特意在照片上留下了“毛体墨宝”：“1927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

    这个情结，让毛泽东在一生的关键时刻、困难处、转折点，每每意往神追——“重上井冈山”。

    1959年，阔别故乡32年后重回韶山，他谈到秋收起义、建军、井冈山。

    1965年，阔别井冈山38年后重上井冈山，到茶陵，他回顾秋收起义部队攻打茶陵的历史。

    接见外宾，他多次谈到秋收起义故事。

    之所以后来毛泽东参加罗荣桓元帅、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这一情结。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回忆说：“当年11月，我们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攻打茶陵县城，红军官兵斗志昂扬，作战勇敢，不到一小时就攻下县城，建立了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所以现在人们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1971年南巡到长沙，毛泽东又反复讲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在批评林彪集团的宗派主义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他重申了建党建军正确的思想和原则。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一种毛泽东式的哲理、名言，昭示了一种革命精神、英雄气概。

    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留下了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毛泽东曾强调：“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秋收起义与井冈山精神，包括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民主建政、民主建军的民主精神，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这是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值得永远继承发扬。

    这种务实创新的革命精神，以实事求是为主线。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活的灵魂，也是秋收起义精神的主旋律。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把这种革命精神进一步概括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新内涵，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井冈山斗争历史经验的重视和对苏区红军精神的弘扬，充分说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价值和精神力量，值得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认真汲取和发扬光大。

    艰苦卓绝的秋收起义与井冈山斗争，播撒了中国革命的燎原火种，炼就了党和人民军队特有的品质和气质，形成了宝贵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成为人民军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压倒一切敌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这种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为党和军队的长盛不衰奠定了政治优势和作风保障，也是今天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这也是我们今天缅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党和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纪念和研究秋收起义井冈建军那一段艰苦卓绝历史的价值之所在。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