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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周恩来的家风与公仆精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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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 发表于 2022-5-16 13:02: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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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6 12:32:01      来源:中红网—红色旅游网         作者:周秉宜          浏览次数: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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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侄女、中共党史文献研究院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周秉宜在讲述《周恩来的家风与公仆精神》。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家。周恩来兄弟3个,他是老大;老二叫周恩溥,也就是我的二伯,在解放前就去世了;我父亲叫周恩寿,后以字行,叫周同宇,他们没有姐妹。​
    我大伯周恩来9岁、二伯8岁、我父亲3岁的时候,我祖母就生病去世了,那时她还很年轻,35岁。我祖父因为常在外地谋生,收入微薄,照顾不到家中的3个孩子,我的大伯便开始掌家。我父亲生前曾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同志回忆说:“周总理9岁当家,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我大伯把我们一家从天津接到北平。当时我们家有4个小孩儿。我父亲来到北平后,开始在华北钢铁公司上班。华北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陈颂言伯伯是我大伯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我父亲的工作是陈伯伯介绍的。我母亲也参加了工作。建国前妇女大都不工作,共产党提倡男女平等,解放妇女,号召妇女也出来参加工作,我母亲就去一所中学应聘,当了一名俄文教员。当时他们在东城区租了两间小房。家里孩子多,年纪又都还小,父母工作忙,住房又紧张,大伯和我伯母(我们叫七妈)为了帮助我父母减轻负担,便把我姐姐秉德、哥哥秉钧和我接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和他们一起生活。那会儿姐姐上中学、哥哥上小学、我上幼儿园,我们平时都住校,周末才回家。
    1954年秋,我和哥哥回到父母家住了几年,1961年,我又回到中南海,直到1968年,在西花厅前后生活了近20年。​
    伯父作为国务院总理、党和国家领导人,终日勤于处理国家公务。尽管他为国家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但是他并没有放松对亲属对侄子侄女的教育。他对家人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规矩,而平日具体执行这一系列规矩的、便是我的七妈邓颖超。​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有10条家规,比如亲属不能特地请假从外地来北京看望他,一律住招待所,有工资的自己交租金,没有工资的由伯父帮着交,看戏自己买票入场、不能享用招待券等等。这个家规并不是伯父伯母写在纸上、而是周尔辉等亲属事后回忆整理的、主要针对当时已经工作了的在外地的亲属。而我当时年纪还小,又住在西花厅,情况还是不完全一样。今天主要对大家谈一谈,我从小到大在和两位老人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

    (一)严格遵守西花厅的纪律

    西花厅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他的全名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西花厅前院的大厅是周总理接见宾客的地方,后院有周总理和他的十几个秘书的办公室。这些秘书分别负责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文教等各项事务,他们协助周总理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另外,由于伯父一般是早上5点半到6点左右休息、10点半左右起床,起床后如果他不出去开会或见外宾、就是进办公室工作,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左右。所以,对我们几个居住在西花厅的侄子侄女,伯母有三点纪律要求:第一,不许随便大声说笑,要始终保持安静;第二,伯父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许进;第三,严格遵守“三不”的保密纪律,即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伯父伯母自己也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有关他们的工作,我们一个字也听不到。伯母还对我说:“你伯伯是政治局常委,我是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

    (二)不能享受任何特权

    吃饭去大食堂、不能吃小灶。我上学前是和伯母一起吃饭。上学以后,伯母找我谈话,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儿童了,我和你伯伯就要用一个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首先吃饭不能和伯母一起吃、要去大食堂,由卫士长成元功叔叔发给我哥哥和我每人一只小搪瓷碗、一只勺、两毛钱饭票。第一天由叔叔带我们、走上半站路的样子、去国务院第三食堂、和叔叔阿姨一起排队买饭。菜谱是用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有不认识的字可以问前面排队的叔叔。伯母还说:“毛主席的女儿也是去吃大食堂的。”​
    我上学后和哥哥在一个学校,北京军区八一小学。北京军区的干部的子女上的学校。学校的位置在海淀区、离城里较远,周末学校大门口内操场停满了大汽车和小汽车来接孩子们回家。当时小汽车只有高级领导干部才会配一辆小汽车。伯父有两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伯母也有一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但周末伯母从来不派小汽车接我们,而是让卫士叔叔骑自行车去学校,在学校门口雇一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三轮车的车费由伯父自己出。有一年放暑假了,过了两天也没有人来接,哥哥着急了,写了一封信给伯母“中南海、国务院、邓颖超收。”他写道:“我们放假了,你让叔叔来接我们吧,这次得派一个车来、因为我们有行李。”但这次还是卫士叔叔骑车来接我们,他在学校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我们把行李放在脚下,回家了。回家后、伯母对我们说:“小汽车是公家给你伯伯开会和工作用的,你们小学生没有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就没有资格坐他的小汽车。”
    暑假里,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开会,家属子女也可以同去北戴河度假,但是伯母不允许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她对我说:“你伯伯是去开会去工作的,你不能跟着去。”又说:“你伯伯说了,什么时候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度假了,你们才能去。”但是伯父会安排烈士子女去北戴河度假。比如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晓枫、叶挺的女儿叶剑梅等。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举办焰火晚会,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群众一起欢庆节日。他们的子女也可以跟着家长一起上天安门欣赏美丽的焰火。但伯父从不带我们侄子侄女上天安门城楼。晚上,伯母会带着我们全家一同散步到中南海的湖边,和国务院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一起观看焰火。她对我母亲说:“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也可以来。”​
    中央办公厅为照顾中央首长的休息,还经常在周末举办一场电影晚会,放映的电影大多是尚未公映的。他们的家属子女都会一起来看电影。但是伯母不允许我去看,她对我说:“咱们国务院大食堂周末也会放电影,5分钱一张票,你想去看,我给你买票。”去国务院大食堂放映的都是街上普遍公映的电影,是国务院机关考虑到干部们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上街买票,而为大家放的一场电影。​
    生活上特殊化的待遇一概没有,十几年过去我也习惯了。但是还不止这一点。1964年夏天,暑假,总理要给当年高中大学毕业生作报告。我想听报告受教育应该不算特殊化吧?就找成元功叔叔,让他给我一张报告会的票。他也认为听伯伯的报告应该可以去,说:“你等一会儿,我去给你问问你伯伯。”一会儿他回来,说:“不行啊,秉宜,伯伯说了,伯伯是给今年的大学高中毕业生做报告,秉宜不是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就不能去听这个报告。”很原则,一丝不苟,但话锋一转,又说道:“等明年秉宜高中毕业了,再去听伯伯的报告吧。”
    我上小学二年级之前、住东厢房。后来西花厅又来2个小朋友,是总理一个老秘书的孩子。孩子多了,难免有说话声大的时候。伯母安排我们全住到外院的小平房,一人一个小木板床。外院还有伯母的秘书张元阿姨的3个孩子。七妈就让我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大孩子管小孩子。起床、做操、吃饭、做功课、游戏,很自由也很高兴。伯母这种安排也是希望伯父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出来散步时能看到院子里还有孩子们玩乐的身影,还能抽空和孩子们说两句话,还能感受到一些家庭的氛围,紧张劳累的神经能有短暂的休息和放松。
    但是伯父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我们总住在深宅大院、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对孩子们的成长十分不利。伯父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们应该多和劳动人民的子女交朋友。劳动人民的子女热爱劳动,生活节俭,能吃苦。你们应该向他们学习。”所以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把我和哥哥送回父母家。
    我家是住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不是一个独门独院,而是院子里住了四户人家。家中除了我父母,还有四弟、五弟、六妹,以及两个老大娘。我在西花厅自己一个人住一张木板床住惯了,不习惯和别人挤一个床。但在家里,我得跟五弟以及照看五弟的老大娘同住一张大床,旁边的小床上睡着六妹。六妹爱哭,经常吵得我睡不好。周末我去西花厅时,就对伯母发牢骚,说我和大娘、五弟住一个大床不习惯。伯母立刻拉下脸来批评我:“人家老百姓都是这样生活的,你为什么就不行?”
    回到家以后,没有叔叔来接我们。我和哥哥秉钧、四弟秉华、便开始了每周自己乘公交车回家的经历。伯母嘱咐父亲,除了我们回家的往返车费以外,再不要给孩子们零花钱了。但是小朋友嘴馋想吃糖果,哥哥就想办法。周末他带我和弟弟从海淀的学校走到动物园,这样,省下两、三毛钱,他就给我们买糖吃,再从动物园乘车进城回家,还带我们去胡同口租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我们非常开心。一年后,哥哥小学毕业回城里上学,就由我带弟弟回家了。
    八一小学是一家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学校。由聂荣臻元帅始建于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学校管理军事化,培养孩子们的组织纪律性、自我管理能力、和团结精神。八一小学的学生许多都成了军人。但是到了上世纪50年中,八一小学也显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即干部子女扎堆、与社会、与群众脱节。毛主席和周总理都非常关心这个现象,1953年5月,周总理有一次去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曾嘱咐过101中学的干部子弟说,希望同学们不要学八旗子弟,娇生惯养,不要特殊化,干部子弟应该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弟在同一个学校一起学习。所以到1957年1958年五弟六妹该上学的时候、伯父没有安排他们进八一小学,而是让他们进胡同里的小学念书,和老百姓家的孩子一起念书。

    (三)清正廉洁,严格要求自己

    周总理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举几个小例子。
    比如,他坐小汽车去北京饭店理发,这段路程消耗的油费,他要自己出,决不找公家报销。他请民主人士吃饭,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他请文艺界的同志吃饭,鼓励他们多创作可以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反映新社会新气象的好作品。虽然他请人吃饭,谈的都是工作,但他从来都是自己出钱,从不要公家报销。​
    他也从不收礼。一个老部下从福建给他寄来一箱桔子,他立刻寄回了两箱桔子的钱,制止了老部下送礼的行为。有一次他的淮安老家来人送他撒子,他不但付了钱,同时还写信给淮安地方领导,要求他们坚决制止请客送礼。
    关于周总理清正廉洁的故事,他身边工作人员和干部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作为家属、我只讲些我知道的事情。​
    我读书的八一小学是北京军区的子弟小学。建国初,政府和军队都实行供给制,八一小学的学生吃饭免费。1954年,国家机关实行工薪制,伯父也开始领工资了。于是他认为自己既然领了工资,就不能再享受供给制待遇,就应该给孩子们交伙食费了。我小学三年级开学,西花厅的卫士叔叔送我和哥哥去学校时,就去学校的财务窗口帮我和我哥哥交了伙食费,记得当时只有我们一家在交伙食费。但没过一两周、学校里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他们也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也领了工资,他们很快跟上来,给自己的孩子交了伙食费。​
    当时我父母工资少,孩子多,二伯母家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工作了,但二伯母自己并没有工作,伯父伯母就商量如何帮助两个弟弟家。伯父工资高一些,他负责帮助我们家,伯母负责帮助二伯母的生活。她告诉二伯的儿子周荣庆说:“这钱是给你母亲的,你们两口子不许动她的钱。”伯母的意思,大哥已经工作了,有工资了,就要靠自己。​  二伯母、我们叫她二娘,二娘原来是军人,后来复原了,伯父不让她领复员费,说:“你生活有困难我们管你。”二娘看病住院都是用伯母的工资,1975年二娘走了,伯母负担才轻松些。另外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司机老杨叔叔生活负担重、伯父资助他;伯父的老同学没工作时,伯伯每月给他送钱,都是用他们自己的工资。关于两位老人用自己的工资帮助亲友这件事,伯母是这样说的:“帮助你们是让你们家不要再向政府申请困难补助了,是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

    (四)树立新社会人与人的平等精神,尊重身边工作人员

    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时,人与人是讲等级而不讲平等的。在清朝,周恩来的祖父是一个县官。当时,家中有很多的仆人伺候,女佣、厨师、车夫、随从,一样不少。而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主义,解放劳苦大众,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之后,伯父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身边有不少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卫士、大夫、护士、司机、厨师、生活服务人员等。对待这些在西花厅做服务工作的同志,伯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你伯伯和我和这些叔叔阿姨,我们大家都是在为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只是分工不同。”伯母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些叔叔阿姨,每天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许对他们不理不睬,更是绝对禁止我们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对自己服务,因为我们不是相府的少爷小姐,叔叔阿姨都是帮助周总理工作的革命同志。
    伯父伯母在家中也是以身作则、处处平等待人。比如,我们上小学时需要卫士叔叔接送,每逢周六,伯母总是用商量的口气问,看哪位同志,今天不太忙,能不能去接一下孩子们?如果总理事情比较多,大家都忙,那就不接。我印象那时有时两个星期有时三个星期不接我,心里很紧张,就想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伯母事先嘱咐我说:“如果叔叔没有来接你们,星期天你就去找哥哥玩。”但哥哥是男孩子,我去男生宿舍找他,他和他同学早不知跑哪儿玩儿去了,我只好去女生宿舍找哥哥班上的女同学、找大姐姐玩。不只是我,学校里还有少部分同学也不能回家。他们的父亲有的还在朝鲜打仗、有的南下、或者去西藏工作了。学校就为没有回家的同学开放了文娱活动室。活动室里准备了小人书、故事书、象棋、跳棋、跳绳儿、毽子等等,让同学游戏。
    我母亲曾回忆说,伯母刚发了工资,立刻把照看五弟六妹的两位老大娘请到西花厅来吃了一次饭,还一人送了100元钱、表示感谢。这两个大娘,潘大娘是农村妇女,朱大娘过去在清朝一个满族王爷家照看孙女。伯母对她们说:“家里又添了2个小孩,按说,我这个做大妈的应该帮助照顾,但是你们也看到了,我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就麻烦你们多费心了。”两个老大娘十分感动,从旧社会过来的她们眼中,这就是当朝宰相的夫人,却对她们这普通的劳动妇女、和给王爷家做下人的女佣如此尊重客气。​
    50年代初,西花厅的叔叔阿姨都很年轻,如有哪位同志结婚,伯父伯母会非常认真地准备一份贺礼,或者一对枕巾或一对钢笔或一幅织锦风景画,东西不贵重,礼轻情意重。而当哪位叔叔的爱人或哪位阿姨生了宝宝,伯父伯母又会去买来一只老母鸡、两斤鸡蛋、一包白糖或红糖,送给产妇,表示由衷的祝贺。
    有一个护士阿姨叫郑淑云。因为小郑阿姨工作忙,有一次,伯母专门把小郑阿姨的男朋友崔长庚叔叔请到西花厅来,对他说:小郑因为照顾她而不能经常出来和他约会,十分抱歉。1960年1月,小郑阿姨结婚,由于她家住房太小,结婚仪式就借用房东贾大妈的房子举行。伯母知道后还专门去贾大妈家表示感谢。她对贾大妈说:“你看你的房子还做了我们工作人员结婚的礼堂。在你这儿行的礼,是不是这样啊?”贾大妈高兴地回应说:“是啊!是啊!”​



所以,凡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都亲切地将西花厅称作是“家”,将伯父伯母这两位老革命,视如自己家的老人一般。​
    而在我结婚生孩子时,伯母却只是送了我几只他们用过的掉了瓷的搪瓷小碗,几件伯母穿旧了的棉毛衫裤。伯母说:“棉毛衫裤是纯棉的,质地比较柔软,你可以拆开了给孩子做尿布。”还有一块老两口用了好几年的塑料花桌布,伯母说可以垫在小床上、防止孩子尿湿了被褥。

    (五)伯父是国家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记得大约在1955年,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伯母和我谈话时,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说:”你伯伯是国家的总理,他是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们周家服务的。”我当时年纪还小,很长时间都不能理解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十年后,我去采访我的本家叔叔周毓沧,才知道了,就在伯母对我说这番话好几天前,绍兴老家有一位亲戚到北京来找伯父,希望伯父帮他去向绍兴市领导那里说句话,为他安排一个好一些的工作。伯父为此将他的在北京工作的本家弟弟妹妹找到西花厅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伯父在会上对这位家乡的亲戚说:“找工作自己去向政府说,我不能帮你这个忙,我是国家的总理,我不是周家的总理。”伯父还表扬了一位他本家弟弟周毓澧,他说:“毓澧过去也是一个少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解放后他自己挎着一个小篮子沿街卖针头线脑,也都一直没有找过我,这叫自食其力,你应当向他学习。”当时毓礼的两个女儿也参加了这个家庭会议,她们都是共产党员,但她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旧官僚,就没有照顾父亲,伯父批评她们说:“我们共产党消灭旧制度并不是消灭人,你们不照顾父亲是不对的。”这两个女儿后来就把她们的父亲接回家了。
    我们小时候、伯父就告诫过我们:“出去不要说和我的关系,如果有人知道了问起来,就说是很远的亲戚。”​
    五弟六妹在胡同里边小学念书,他们很听话,从来不说自己是总理的侄子侄女,一直到他们去农村插队,也都没有人知道他们和总理的关系。后来因为他们当兵入伍、伯父要把他们送回农村、找到当地领导交涉,大家才知道。我自己一直工作到退休、也从没有在单位对人提过西花厅的任何事。​
    而我自己也有一段切身的体会。由于伯父伯母一直教育我:凡遇事要靠自己解决,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他们走后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多年以来,我也养成了习惯,遇到事情的时候,习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去找家长。1962年,我上高中时,扁桃腺发炎了,我没有告诉伯母,而是自己去医院挂了号,大夫建议我动手术割去扁桃腺。我听从大夫的建议,回家找父亲要了钱,就去住院做手术。从住院到出院,我都没有告诉过伯母这件事情。后来我母亲对伯母提起了,伯母才知道,而那时我已经出院了。伯母在母亲面前表扬了我,伯父知道了也很高兴。虽然他们没有当面表扬过我,但伯父为了表示他的鼓励,还是给我买了一张戏票,请我去看戏。​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值班室看报的时候,值班室的卫士叔叔对我说:“今天你伯伯买了一张戏票,让你去看戏。”我说:“好。”我虽然感到奇怪,伯父为什么突然请我看戏,但他不说,我也就不问。我自己出门乘无轨电车去了首都剧场,我坐在剧场倒数第二排。坐了一会儿后,前面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我感到好奇,也站起来看。原来是周总理陪着外宾,从右前方的贵宾室出来了。大家很礼貌地站起来给总理和贵宾鼓掌。当时我有点矛盾,觉得自己刚才还和伯伯在一起,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值班室的对门,这会儿又和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好像有点假啊,就想坐下,一坐下又觉得不礼貌,马上又站起来了,这么犹豫着,大家都坐下来了,我也坐下来看戏。演出结束后,我又自己坐公交车回到了西花厅。第二天是周一,我去学校上学。一个同学看见了我,他对我说:“哎,周秉宜,我昨天看见总理了。”我说:“你怎么看见总理了?”他说:“我昨天去首都剧场看戏,看见总理了。”我说:“我昨天也去首都剧场看戏了。”他说:“那我怎么没看见你?”我说:“我自己坐公交车去的,没和我伯伯一起去,我坐在倒数第二排,看完戏我又自己乘公交车回家。”这个时候,这位同学就说了一句话:“嗯!这还差不多。”我听了这话,一下子明白了伯父是在用这种方式教育我:在家,他是伯父;在外面,在公共场合,伯父首先是全国人民的总理,而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而已,其他的你什么也不是,你要永远把这个关系摆正确了。
    还有一个例子。1971年5月,我带我当时的男朋友任长安,也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第一次带他去看望伯父伯母,他管伯父伯母称呼“总理”、“邓妈妈”。他当时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新华社是中央单位,叫“总理”、“邓大姐”是官称,他懂得这个规矩。1972年5月我们结婚,又去了西花厅,他仍然管伯父伯母称“总理”“邓妈妈”而没有改口叫“伯伯”、“七妈”。我们这些侄子辈都管伯母叫“七妈”,因为我伯父在周家大排行是老七。伯母对此非常满意,特地对弟弟秉华、弟妹李玉树表扬了任长安,说:“这说明他没有把和我们这个关系摆在第一位。”​
    那么,对周家第二代,周总理又有什么样的希望呢?在我们长大了,上高中了,1964年8月,伯父给我们这些做侄子侄女的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希望我们将来去做工人、农民、去当兵,这也是当时许多老革命对子女的要求。毛主席就对他女儿说过:“你将来能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我就很满意了。”
    1958年,总理一个堂兄的孙女周国盛从南京来到北京找总理,想让总理帮她安排一份工作。大家知道总理是不给亲属安排工作的,但他却给这个女孩安排了一份工作。他说:“你去当工人怎么样?”又说:“周家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工人。”周国盛同意了,去石家庄国棉一厂当了一名工人。老两口非常满意,也非常关心她。国庆节国盛来北京看两位老人,还买了一点梨和枣。大家都知道总理从不收礼,但他们却很高兴地收下了国盛送的梨和枣子。伯母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大家都来尝一尝,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带来的梨和枣子。”有一次陈老总来看总理,国盛正好也在客厅,总理对陈老总介绍说:“这是我们周家第一个工人。”他们一直鼓励国盛坚持在工厂当工人。伯父说:“国盛有时也有动摇,我们就鼓励她,培养一个工人可不容易呢!”
    我哥哥1961年夏天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伯父让他放弃考大学、去当兵,哥哥也很听话就去参军。他被送到航校学习,毕业后分到广东沿海去保卫祖国边疆,开了20年的歼击机。
    我五弟秉和在延安插队,1972年考上清华大学。1973年总理陪外宾去延安参观,对陕西延安的领导说,让秉和学成后还回延安你们欢迎不欢迎,人家说欢迎。总理回来后对秉和说:人家延安说欢迎你学成还回延安、参加延安的建设呢。
    我六妹秉建在内蒙古插队,1974年考上内蒙古大学。她回北京去西花厅向两位老人汇报,当时总理已经住院,伯母让秉建同伯父通电话。伯父在电话里对秉建说,上内蒙古大学,就要学习蒙古文,将来毕业了再回内蒙古大草原为蒙古族人民服务。总之,伯父伯母要求我们做普通劳动者、要夹着尾巴做人。​
    当然伯父并没有强逼着我们一定要去当工农兵,他曾说:你们一定觉得我这个做伯伯的管你们太严,你们不是我的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管的比这个严得多。​
    我们后来虽然没有成为工人、农民,但我们都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干部,如今也都是拿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平平淡淡生活、平平凡凡做人,也算没违反对伯父生前的基本要求。​
    大家都知道,周总理在东北上小学时曾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里再向大家介绍1914年周总理在南开中学写过一篇文章《射阳忆旧》里的一句话,他说:“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就是说,我愿做四万万国人的公仆,只要你们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重托。这一年,周恩来16岁。为了实现这两个理想,他奋斗了一生。
             2019年10月5日 常州武进 11月25日 修改于北京




    (作者系周恩来总理侄女,中共党史文献研究院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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